在阳光悄悄透过窗户洒落在脸上的时候，艾格隆悄然睁开了眼睛。此时的他躺在了一张大床上，天鹅绒的床垫极尽酥软，而且，理所当然地，他并非孤身一人。怀中的少女正紧紧地和他拥抱着，凌乱的痕迹证明了昨晚又发生了什么。“唔……嗯……”在无意识的呢喃当中，艾格妮丝脸色微红，此时在阳光的照耀下，既优雅圣洁，又带着一丝令人难以抗拒的魅惑。他看着怀中的艾格妮丝，然后忍不住在她额头亲吻了一下。而伴随着他的亲吻，艾格妮丝也醒了过来，这时候的她早已经习惯了睁开眼睛之后少年人的存在，她不光没有慌乱，反而也痴迷地看着面前的近在迟尺的少年人，然后同样也献上了香吻。她心里清楚，这种“夫妇”一般的生活只是转瞬即逝的泡影，终究她会把一切都还给那个理应拥有他的人，但越是知道这一点，她越是投入其中，如饥似渴地享受着彼此之间的温存。在温存好一会儿之后，两个人才拖拖拉拉地起床洗漱，开始新一天的日程。和往常一样，在早餐之间的间隙当中，艾格隆一直都在处理从巴黎送过来的文件和信件，他从这些信件当中获取至关重要的信息。这段时间以来，两个人时常双宿双飞，没有任何人打搅他们，虽说艾格隆心里觉得太过高调了也不太妥当，会让远在巴黎的特蕾莎产生什么意见，但是他却舍不得这样来之不易的享受，所以在隐隐不安当中继续放飞自我——反正除了特蕾莎之外，旁人也没有办法指责他什么。而他和特蕾莎几乎每天一次的通信当中，特蕾莎也从来没有提过艾格妮丝的事情，更没有流露出对此的不满，所以在侥幸心理之下，他就更加有理由当什么都没发生了。特蕾莎今天的信件当中，提及到了她的亲弟弟阿尔布雷希特和欧仁亲王的遗霜奥古斯特公主，都相继赶到了巴黎，祝贺他的胜利，并且预备来参加他和特蕾莎的加冕典礼。特蕾莎将他们都留在了巴黎并且妥善安置，预计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这些亲戚都会留在巴黎等待自己。艾格隆并不打算为他们改变日程，不过他当然非常乐意看到这些亲戚的到来。眼下他虽然已经将要走上巅峰，但是毕竟势单力孤，他需要有更多的亲信来帮自己拱卫皇座。作为卡尔大公的继承人，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肯定不会在法国长留，但欧仁亲王的两个儿子在长大成人之后却可以为他所用——而且由于欧仁亲王的名声很好，所以他启用这两个“侄子”的时候，无论是波拿巴家族支持者还是法兰西民族主义者都不会有任何反对的声音。所以他在给特蕾莎的回信当中，嘱咐特蕾莎要替自己好好招待这些亲戚，同时把其他特蕾莎在信中和自己商量的问题一一做出了解答。当然，他并没有忘记特蕾莎此时还是身怀六甲，所以他在信的末尾，不厌其烦地叮嘱特蕾莎一定要注意多休息保养身体，并且还写上了许多浓情蜜意的情话，讲述着自己在这趟旅途当中遇到的趣事，诉说着自己远游之后对妻儿的思念，盼望着自己能够尽快早日回家，见证夫妇两人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对于已经“久经训练”的艾格隆来说，这种甜言蜜语自然是手到擒来，丝毫不觉得有任何违和感——而且这也不完全是谎言，他确实想念着远在巴黎的妻儿，只不过没有那么夸张而已。在写好回信之后，艾格隆悠然将信塞进了信封然后封上蜡泥，然后转手交给了身旁的侍从，侍从拿过信件之后立刻离开的房间，接下来他的回信将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巴黎供特蕾莎阅览。在他写回信的时候，艾格妮丝坐在他的旁边默默享用着早餐，脸上却有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尴尬和紧张，虽然特蕾莎本人没有出现在这里，但是在这种场合之下却让她有些如坐针毡，仿佛自己眼下所坐的位置是偷来的一样。好在这种尴尬并没有持续多久，在用完早餐之后，两个人又可以开始今天预定的日程了。今天他们将在市长的陪同下，一起去拜访市内的居民。里尔是法兰西东北的核心城市，经济实力自然非常强大，城市内不光有发达的纺织工厂和冶金工厂，还有一所在本地颇为有名的大学，从北到西，围绕着市中心广场以及大道一带，是里尔的富人区，也是艾格隆和艾格妮丝所下榻的地方。那些精心修建的宅邸建筑虽然不如巴黎那样奢华阔气，但也同样花费不菲而且造型优美，它们是整个城市的骄傲和精华所在。但是，在市内与富人区仅仅几条街之隔的城东区贫民窟，景象就完全不一样了。没有奢华气派的高楼豪宅，没有宽阔的街道，也没有各种凋塑和艺术造物，更没有衣冠楚楚的贵族富商，它所拥有的只有挤在一团看不出任何特色的民居，还有狭小拥挤、污水横流的小巷和死胡同。到处密布着脏污痕迹和布满青苔的砖墙。这里的居民们，要么此时在各处工厂当中充当苦工，要么游荡在街上无所事事，而他们的脸上都只有饱经折磨之后漠不关心的死灰色，因为长时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显得额头突出，显现出一种怪模怪样来。哪怕以这个年代的情况来看，这些赤贫者的生活品质也是十分贫苦的——根据统计，在1830年左右，里昂的十万居民当中，有几千户陷于赤贫的底层市民们因为没有住房而只能在地窖当中栖身，而这些地窖阴冷潮湿又不通风，因此在寒冷的冬天和初春季节根本就没有御寒作用，因此每到冬天都会有不少人冻死。即使有一份工作，能够购买燃料逃脱冻死的厄运，那也不过是让死神稍微动作慢点罢了，这些工人们在纺织作坊里工作，充当挡车工、织布工和纺纱工，他们没有工会保护，也没有任何劳资议价权，只能领到堪堪维持一家人生命的微薄薪水，而为了得到这些薪水，他们每天付出的代价就是工作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一个月顶多也只能休息一两天。在这种“磨损”，这些工人们的生命出奇得短暂，往往三十岁左右就会结束他们的一生。繁重的劳动、贫穷而且绝望的处境宛如沼泽，吞噬了生命，而且毫无挣脱的希望，相比之下，哪怕是战争最危险的时段，死亡率也未必比得上这种和平的贫穷时光。当然，这绝不是里昂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法国一国的问题，整个欧洲在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都出现着“城市里拥挤着大量赤贫阶级”的问题。面对着这种悲惨的景象，西欧的政治家们都为之忧心忡忡，不过政治家们关心的重点并不是如何挽救他们的悲惨生活，而是担心这些陷于赤贫的劳动阶级起而造反并且推翻现行秩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家们最终形成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严刑峻法，通过极为严格的法律来恐吓底层，穷人稍有犯罪就会被判重型或者苦役；英国人还在1834年通过了《新济贫法》，将寻求社会救济的穷人塞进劳动教养院隔离，用繁重的劳动来防止他们“危害社会”。第二方案就是大力扩张殖民地，然后将他们眼中“多余”的贫民直接流放到殖民地当中。这个年代的“开拓殖民”绝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因为气候和水土不服，再加上政府疏于管理，所以这种强制移民的死亡率极高，不过对政府来说这反正都一样，只要自己面临的压力减轻了就行。相对于冷酷无情的政治家们，一些社会活动家倒是慈悲很多，不少人荡尽家财建立社区，希望以自己的方法来带动赤贫阶级，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不过他们大多数人的努力都失败了，被当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实验”；而另外一个英国人马尔萨斯则直接很多，他认为人口过度繁衍会挤占社会资源造成饥荒，而他的支持者们则更进一步，认为赤贫阶级的无限繁衍会带来“过剩人口”，进而摧毁社会秩序，所以应该想方设法帮助底层节育。总之，在这个生产力开始飞跃、现代道德却还没有成型的年代，社会文化对底层冷酷无情，哪怕一个人因为贫苦因而冻饿致死也会被视作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为了寻求精神慰藉和社会救济，在陷入赤贫的劳工阶层当中，宗教热情反而重新高涨了起来，因为教会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基层组织力，还能够对教友们进行最低限度的救济。所以，在启蒙时代被嘲笑、被蔑视的基督教，在这个时候又悄然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保守主义重新回潮，对于这些被社会抛弃、压榨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了。而欧洲各国的统治阶层们也非常乐于看到这种思潮，因为宗教天然就是统治者的合作者，是缓和社会矛盾的利器，所以各国政府和教会的联系又重新变得紧密起来，就连法国在19世纪的时候也多次颁布法律，允许教会人士来承担公立教育，直到19世纪泽雨轩 zeyuxuan.cc
